上帝之城．卷五

既然眾人公認，一切值得渴慕之物的圓滿就是福樂，而這福樂並非哪一位女神，乃是上帝的恩賜；既然正因如此，世人除了那能使他們得著福樂的上帝之外，便不該敬拜任何神明，倘若真有那樣一位名叫福樂的女神，人們理當說唯獨她配受敬拜；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必須探討，這位上帝既然能將不善之人也能擁有、因而並不能使人真正獲得福樂的屬世好處賜給人，祂究竟出於何種原因，竟定意讓羅馬帝國變得如此龐大、延續如此長久。因為這絕不是羅馬人所敬拜的那一大群假神做成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前面已經說了許多，而在往後看似適宜的地方，我們還會繼續探討。

因此，羅馬帝國之所以偉大，既不是出於偶然，也不是出於命運。所謂出於偶然，是指某些人認為事情的發生要麼沒有原因，要麼並非來自某種合理的秩序；所謂出於命運，是指他們認為事情的發生越過了上帝與人的意志，是由某種秩序的必然性所致。實際上，人間的國度完全是由神聖護理所設立的。如果有人將此歸因於命運，僅僅是因為他把上帝的意志或上帝的權能稱作命運，那麼他大可保留這種看法，但必須糾正他的用詞。當別人問他所說的「命運」究竟是什麼意思時，他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把他後來要解釋的意思說出來呢？因為人們一聽到這個詞，按照日常的語言習慣，只會把它理解為人出生或受孕那一刻的星辰方位所具有的力量。有些人認為這種力量與上帝的意志毫不相干，另一些人則堅稱它也取決於上帝的意志。

然而，那些認為星辰在沒有上帝意志參與的情況下，就能決定我們將採取何種行動、將獲得何種福分或遭受何種災禍的人，必須被所有人的耳朵拒之門外。不僅那些持守真信仰的人應當拒絕他們，甚至那些只想敬拜隨便什麼神明、哪怕是假神的人，也應當拒絕他們。因為這種觀點無非是在說：我們根本不需要去敬拜或祈求任何神明。不過，我們現在的論辯不是針對這些人，而是針對那些為了捍衛他們眼中的神明而與基督信仰為敵的人。

至於另一批人，他們認為星辰的方位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每個人的品性，以及他將獲得什麼福分、遭遇什麼災禍，但他們將這種決定權歸結為上帝的意志。如果他們認為星辰擁有這種由最高權能交託給它們的權柄，可以按著自己的意願來作這些決定，那麼他們就是在對上天犯下大逆不道的褻瀆之罪。因為在他們看來，天庭彷彿是一個極其顯赫的元老院與極其輝煌的議事會，卻在裡面裁決各種當行的罪惡；如果地上任何一座城邦敢作出這等裁決，全人類必定會下令將其徹底剷除。再說，如果屬天的必然性已經加諸世人身上，那麼，作為星辰與世人共同的主宰，上帝還能留下什麼空間來審判人的行為呢？

或者，如果他們說星辰並非從至高上帝那裡領受了權柄來憑己意作決定，而是在施加這等必然性時，完全是在執行上帝的命令，那麼，難道我們能把這種剛才被認為加諸星辰意志都極其不妥的惡名，轉嫁到上帝自己身上嗎？

倘若有人辯稱，星辰與其說是在「促成」這些事，不如說是在「顯示」這些事，那星辰的方位就彷彿是一種宣告未來的言語，而不是造成未來的動力；持這種看法的不乏學識淵博之人；可是那些占星家平時絕不是這樣說話的。例如，他們不會說「火星位於此處『顯示』此人是個殺人犯」，而會說「『促成』他是個殺人犯」。不過，姑且退一步，我們承認他們連話都不會說，承認他們理當向哲學家學習如何精確表達他們自以為從星辰方位中發現的預兆；那麼，在雙生子的生活、行為、遭遇、職業、技藝、榮譽以及與人生相關的各種事務上，甚至在死亡這件事上，為何往往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以至於就這些方面而言，許多毫無血緣關係的外人彼此之間的相似度，反倒勝過這對雙生子。要知道，這對雙生子在出生時僅有極短暫的時間間隔，而在受孕時，更是在同一刻藉著同一次交合播下的種；可對於這一切，他們為何從來都給不出任何解釋？

西塞羅（Cicero）記載，最著名的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留下文字說，有兩兄弟同時染病，病情同時加重，又同時減輕，他由此推斷這兩人是雙生子。然而，那位極其沉迷占星術的斯多亞派學者波西多尼（Posidonius）卻斷言，這是因為他們在相同的星辰構造下出生，又在相同的星辰構造下受孕。就這樣，醫學家認為此事源於他們身體的健康構造極為相似，而那位占星哲學家卻將其歸咎於他們受孕與出生時的星辰構造與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醫學的推測顯然要容易接受得多，也更符合常理。因為父母在交合時身體處於何種狀態，受孕之初的胎兒也可能受到同樣的影響；隨後，他們在母體內經歷了最初的生長，生下來時便具有同等的健康稟賦；接著，他們在同一個家裡用同樣的食物餵養；醫學早已證實，空氣、居處與水質對人的體質健康與否影響極大；他們又習慣了同樣的活動，所以便具有如此相似的體質，以至於連生病都在同一時間、因同樣的原因、出現同樣的症狀。

然而，非要把他們受孕或出生時的天象與星辰構造硬扯過來解釋這種生病的雷同，這簡直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狂妄。要知道，在同一時刻，在受制於同一片天空的同一個地區，完全可能受孕或生下無數種類各異、後果與遭遇截然不同的生物。我們自己就認識一些雙生子，他們不僅行為與遊歷各不相同，而且所患的疾病也大相逕庭。在我看來，希波克拉底對此很容易給出解釋：不同的飲食與活動可能導致他們出現不同的健康狀況；這飲食與活動並非源自身體的構造，而是源自心靈的意志。相反，波西多尼或任何一個主張星象命運的人，若是還能在這裡找到什麼說辭，除非他存心想用無知之人不懂的東西來愚弄他們的心智，那才真是奇了。

因為他們試圖利用雙生子出生時那一丁點的時間差，藉著天空上劃分時刻的那一小塊區域來大做文章，這區域他們稱之為「上升點」^〔1〕。

那麼，這微小的差別要麼不足以解釋雙生子在意志、行為、品行與遭遇上所呈現的巨大差異；要麼這微小的差別產生了太大的影響，甚至超過了這對雙生子同樣卑微或同樣高貴的出身；而他們卻把這種人生命運的最大差異，完全歸結為每個人出生時的那一刻。由此可見，如果這兩人出生時緊接著彼此，速度快到上升點停留在同一個區域，那麼我倒要問問，為什麼在任何雙生子身上都找不到一切平行的軌跡？反之，如果後一個出生的延遲改變了上升點，那我倒要問問，為什麼雙生子沒有擁有不同的父母，因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那些人搬出那個著名的「陶輪之喻」是徒勞的。據說這是尼吉狄烏斯（Nigidius）被上述問題逼入困境時給出的回答，他也因此得名「菲古路斯」（Figulus）^〔1〕。

他當時用盡全力轉動陶輪，在陶輪飛速旋轉時，他以極快的速度在上面彷彿同一個位置的地方滴了兩次墨水；等陶輪停下來後，人們發現他滴下的兩個墨跡在陶輪邊緣相距甚遠。他說：「同樣的道理，天球旋轉極其迅猛，即便第二個孩子緊接著第一個孩子以我滴兩次墨水的速度出生，這在天空的空間裡也已經跨越了極大的距離；雙生子在品行與遭遇上被認為截然不同的一切差異，就是從這裡來的。」

然而，這個捏造的比喻，比在那陶輪上捏出來的瓦器還要脆弱。因為，如果天空中的差異真有那麼大，甚至大到連觀察星位都無法捕捉，卻能導致雙生子中的一個得到遺產、另一個得不到，那麼，既然他們無法捕捉也沒有記錄下凡人出生的那些微小瞬間，他們憑什麼敢在觀察了那些非雙生子的星位後，對他們妄下那些屬於隱秘領域的斷言呢？

如果他們說，他們之所以能在別人的星盤中預測這些事，是因為這些事對應著較長的時間跨度；而雙生子出生時可能存在的那幾分幾秒的微小瞬間，只對應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事，占星家平時本來就不會被人請教這些小事：有誰會去向占星家請教自己幾時坐下、幾時散步、幾時用飯或吃些什麼呢？果真如此的話，難道我們剛才在雙生子的品行、事業與遭遇中所指出的那些極多且極大的差異，只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事嗎？

古代先祖的記憶中，此處僅提那些最負盛名的人物，記載了這樣一對雙生子：他們一個緊接著一個出生，後一個甚至抓著前一個的腳跟。可是，他們的生活與品行是何等不同，他們的作為是何等懸殊，父母對他們的愛是何等迥異，甚至這種差異最終使他們彼此為敵。難道能說，這只是因為一個走路時另一個坐著，一個睡覺時另一個醒著，一個說話時另一個沉默嗎？這些才屬於那些寫下每個人出生星盤、供人諮詢的占星家所無法捕捉的微小細節。但事實上，他們中一人過著雇工般服事人的生活，另一人卻不曾服事人；一人被母親深愛，另一人卻不被愛；一人失去了在他們中間被視為極大的榮譽，另一人卻得到了。更別提在妻子、兒女、財富方面，差異是何等巨大！

既然如此，如果這些大事屬於雙生子之間那微小的時間差，並且沒有被記錄在星位中，那麼他們憑什麼在觀察了其他人的星位後，對別人作出這等大事的預言呢？反之，如果他們之所以作出這些預言，是因為這些事不屬於那些無法捕捉的微小瞬間，而是屬於可以被觀察和記錄的時間跨度，那麼那個陶輪之喻在這裡還有什麼用呢？難道不是為了把那些長著泥巴心腸的人耍得團團轉，免得占星家的滿口謊言被當場戳穿嗎？

再說那些占星家自己。希波克拉底從醫學角度觀察那對雙生子的病症，發現他們在同一時間病情加重或減輕，於是懷疑他們是雙生子。難道這還不足以駁倒那些非要把本源於相似體質的事情歸功於星辰的人嗎？因為他們為什麼是同時、以同樣的方式生病，而不是像出生時那樣一先一後生病呢？畢竟他們絕不可能同時出生。或者，如果他們在不同時間出生，這一點並未導致他們在不同時間生病，那麼占星家憑什麼堅稱出生時的時間差會對其他事情的差異產生影響？他們為什麼可以因為出生時間不同，就在不同的時間出門遊歷，在不同的時間娶妻，在不同的時間生子，以及經歷許多其他不同的事，卻不能因為同樣的原因，也在不同的時間生病呢？

如果出生時的遲延改變了上升點，並給其他事情帶來了差異，為什麼唯獨在疾病這件事上，卻保留了受孕時那種時間上的完全同步呢？或者，如果疾病的命運取決於受孕，而其他事情的命運據說取決於出生，那麼，既然占星家無法察看人受孕那一刻的星位，他們就不該在察看了人出生的星位後，對人的健康狀況妄下任何斷言。反之，如果他們在沒有察看受孕上升點的情況下，單憑出生的時刻就能預告疾病，他們又如何能根據其中一個雙生子的出生時刻斷言他何時會生病呢？畢竟另一個沒有相同出生時刻的雙生子，必定也會在同一時間生病。

我還要問：如果雙生子出生時的時間間隔如此重要，以至於因為上升點不同而必須給他們排定不同的星位，並由此帶來所有樞紐宮位的不同；占星家把全部力量都押在樞紐宮位上，認為正是它們造成了不同的命運。那麼，既然他們受孕的時間不可能有差異，這一切又是怎麼發生的呢？或者，如果兩個人在同一時刻受孕，卻可能擁有不同的出生命運，那麼為什麼兩個人在同一時刻出生，卻不能擁有不同的生存與死亡命運呢？如果兩人同時受孕這件事，並不能阻止他們一先一後出生，那麼如果兩人同時出生，又有什麼能阻止他們一先一後死亡呢？如果同一時刻的受孕允許雙生子在母腹中經歷不同的遭遇，為什麼同一時刻的出生不能允許任何兩個人在世上經歷不同的遭遇，從而徹底推翻這門偽術捏造出的一切呢？這門偽術，也不妨稱之為妄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同一時間、同一時刻、在同一片天空方位下受孕的人，竟擁有不同的命運，將他們引向不同時刻的出生；而在同一時間、同一時刻、在同一片天空方位下由兩位母親同時生下的兩個人，卻不能擁有不同的命運，將他們引向不同的生活或死亡的必然性？難道受孕的胎兒還沒有命運，非得等出生了才能有命運嗎？如果真是這樣，他們憑什麼說，只要找到受孕的時刻，他們就能更加神機妙算地說出許多事情？正因如此，有些人甚至四處宣揚某位智者特意挑選了一個良辰吉日與妻子交合，為要生出一個奇才兒子。

說到底，就連那位集偉大占星家與哲學家於一身的波西多尼，在回答那對同時生病的雙生子為何如此時，也只能說：那是因為他們在同一時間出生，也在同一時間受孕。他之所以特意加上「受孕」，無非是為了防止別人反駁他，說既然他們顯然是同一時間受孕的，那麼他們絕對不可能毫無偏差地在同一時間出生；這樣一來，他就不至於把他們同時、同樣生病的原因，歸結於近在眼前的、相似的身體構造，而是將這份同樣的疾病強行與星辰的羈絆綁定在一起。

既然受孕對於命運的同一性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這份相同的命運就不該因為出生的時間差而被改變。或者，如果雙生子的命運真的因為出生時間不同而改變了，那我們為什麼不索性認為，他們的命運早就已經被改變了，以至於他們必然在不同的時間出生？難道活人的意志不能改變出生的命運，而出生的先後順序卻能改變受孕的命運嗎？

退一步說，就看雙生子的受孕本身，兩人分明處於完全相同的時間點，為什麼在同一個命運的星位下，受孕的結果卻是一個男嬰、一個女嬰？我們認識一對異性雙生子，他們至今健在，正值壯年；儘管他們的容貌在不同性別所允許的範圍內極為相似，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志向卻有如天壤之別。除了男女必有不同的行為之外：他在軍中擔任伯爵之職，幾乎常年在外征戰，而她則從未離開故土與家園。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已經結婚，她卻是立誓守貞的修女；他生育了眾多子女，她卻終身未嫁。這件事，若相信星象命運，確實令人難以置信；但若念及人的意志與上帝的恩賜，便不足為奇了。

占星家當然會說，上升點的力量極大。我剛才已經充分論證了這力量根本算不得什麼。但不管這力量究竟如何，他們說它在出生時起作用；難道在受孕時也起作用嗎？在受孕時，顯然只有一次交合；而且自然的力量如此強大，一旦女性受孕，就絕不可能緊接著再次受孕；因此，這對雙生子受孕的瞬間必然是同一個。難道是因為他們在不同的上升點出生，所以他在出生時變成了男孩，而她變成了女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說星辰的氣息對單純的身體差異能產生某種影響，正如太陽的南北回歸使一年的四季發生變化，月亮的盈虧也使海膽、貝類和奇妙的海洋潮汐等事物隨之增減，卻不能支配心靈的意志，這話還不至於荒謬到極點；可是現在這些人，竟然妄圖將我們的行為也與星象綁在一起，這就不得不促使我們追問：為什麼他們的理論連在身體本身上都無法成立？

有什麼比身體的性別更屬於身體的範疇呢？然而，在同一星辰方位下，卻能受孕出不同性別的雙生子。因此，還有什麼比這更愚蠢的說法或信仰呢？既然兩人在受孕那同一時刻的星位，都無法使她與那個擁有相同星象的兄弟擁有相同的性別；那麼兩人在出生那時刻的星位，又怎麼可能使她與兄弟在守貞的聖潔上產生如此巨大的距離？

再說，誰能忍受他們透過挑選日子，為自己的行為炮製出某種新命運的做法呢？這就等於說，那個人原本出生的命運不足以讓他生出一個奇才兒子，反而註定要生個平庸之輩，所以這位博學之士特意挑選了與妻子交合的時辰。於是，他用自己的行為製造了他原本沒有的命運，從他行動的那一刻起，一件他出生時並不具備的事情竟然變成了命中註定！多麼奇絕的愚蠢！

挑選日子娶妻；我猜這是因為如果不挑選，就可能撞上不吉利的日子，從而結下一段不幸的婚姻。那麼，人在出生時星辰已經為他決定的命運哪裡去了？難道人能藉著挑選日子，改變已經為他定好的事？而他自己在挑選日子時所定下的事，難道就不會被另一種力量改變嗎？

其次，如果只有人受制於星位，而天下萬物不受制於此，為什麼他們還要為種植葡萄藤、樹木或莊稼挑選吉日？為什麼要為馴服牲口、讓馬匹或牛群交配繁衍挑選其他日子，諸如此類？反之，如果挑選的日子對這些事起作用，是因為天下一切有形體或有生命之物都受制於星辰方位的時刻變化，那麼請他們想一想：在同一個時間點，有無數事物誕生、出現或開始，它們的結局卻如此截然不同，這足以讓任何一個孩童都覺得這些觀察荒謬可笑。誰會如此無知，竟敢說所有的樹木、青草、野獸、蛇蟲、飛鳥、魚類和蠕蟲，都有各自不同的出生時刻？

然而，人們為了試探占星家的本事，常常把啞巴牲口的星位拿給他們看；為了這個試探，他們在家裡仔細觀察牲口出生的時間；當那些占星家察看星位後，說這不是一個人出生的星象，而是一頭牲口時，人們就把他們捧得比其他占星家更高。占星家甚至敢斷言這是一頭什麼樣的牲口：是適合剪羊毛、適合拉車、適合耕地，還是適合看家。因為他們甚至接受了狗命運的試探，並在眾人驚歎的呼聲中給出回答。人真是愚昧到了極點，竟然以為當一個人生下來時，其他一切事物的誕生都會被暫停，以至於在同一片天空下，連一隻蒼蠅都不會跟他同時出生。因為如果他們承認連蒼蠅也有星象命運，這個推理就會步步推進，把他們從蒼蠅一路引向駱駝和大象。

他們也不願意注意這一點：在挑選好播種吉日的那塊田裡，如此眾多的種子同時落入土中，同時發芽，當莊稼長出時，它們同時抽穗、成熟、泛黃；然而在這些同齡、甚至可以說是「同胞」的麥穗中，有的被鏽病毀掉，有的被飛鳥啄食，有的被人拔除。看到這些截然不同的結局，他們還能說它們擁有不同的星位嗎？難道他們要對為這些事挑選日子感到後悔，否認這與上天的法令有關，只把人類單獨置於星辰的管轄之下，而上帝在地上明明只賜給了人類自由意志？

綜合這一切來考量，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占星家奇蹟般地給出許多準確的回答時，那是出於那些不懷好意的邪靈的隱秘驅使。這些邪靈處心積慮地要將關於星象命運的錯謬與有害觀念植入人心，並使其根深蒂固；這絕不是靠什麼記錄和觀察上升點的技藝，因為這種技藝根本不存在。

至於那些人不把受孕、出生或事物開始時的星辰構造稱為命運，而是把導致一切發生的「萬物因果的整體連結與秩序」稱為命運，我們實不必在字詞的爭論上與他們過度費力計較。因為他們將這因果的秩序與某種連結歸於至高上帝的意志與權能，而這位上帝最美好、最真實地被我們信奉為：在萬事發生之前就預知一切，並且不留下任何未經安排的事物；一切權柄皆出於祂，儘管並非一切意志都出於祂。

因此，他們主要把那權能不可抗拒地延伸至萬有的至高上帝的意志，稱為命運。對此，有以下證據。如果我沒記錯，這首詩是安奈烏斯·塞內加（Annaeus Seneca）寫的：

「至高之父，高天之主，引領我吧， 無論祢意欲何往，我都毫不遲疑地順從。 我在此隨時候命：若我不願，我也只能悲歎著跟隨， 作為一個惡人，去承受那善者甘心去作的事。 命運引領甘願者，拖拽不願者。」

顯然，他在最後一行極其清楚地將「命運」用來稱呼他前面所說的「至高之父的意志」；他說自己隨時準備順服這意志，好讓自己甘願被引領，免得不願時被拖拽；因為理所當然：

「命運引領甘願者，拖拽不願者。」

西塞羅翻譯成拉丁文的荷馬（Homer）詩句，也支持這個觀點：

「人的心智，正如眾神之父朱庇特， 將光芒灑落那帶來豐收的大地。」

在這場探討中，詩人的名言本不該具有什麼權威；但既然據說主張命運之力的斯多亞派常常引用荷馬的這些詩句，那麼我們在此探討的就不是那位詩人的觀點，而是這些哲學家的觀點。當他們把這些詩句用在關於命運的論辯中時，他們對命運的理解就再清楚不過了：因為他們稱呼朱庇特，也就是他們眼中的至高神，為那個掌管命運連結的存在。

西塞羅試圖駁倒這些人，但他認為，除非自己徹底否定占卜，否則根本無法對抗他們。他試圖透過否認對未來的知識來推翻占卜，他竭盡全力堅稱，無論是在人身上還是在神身上，都絕對沒有任何關於未來的知識，也沒有任何對事物的預言。就這樣，他既否認了上帝的預知，又企圖用虛妄的論證和引用一些極易被反駁的神諭來推翻那比日光更明亮的全部先知預言；而即便是那些神諭，他也沒能真正駁倒。

不過，在駁斥占星家的那些推測時，他的雄辯確實佔了上風，因為那些推測本身的確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然而，那些主張星象命運的人，比起這位抹殺未來預知的人，還要更容易容忍些。因為，既承認有上帝，又否認上帝預知未來，這是極其明顯的瘋狂。

西塞羅自己也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甚至嘗試了經上所寫的那句話：「愚頑人心裡說：沒有上帝」（《詩篇》14:1）。但他不敢以自己的名義說這話。他看出這會招來多大的公憤與麻煩，因此，在《論神性》（De natura deorum）中，他安排科塔（Cotta）來反駁斯多亞派，並且他寧可偏向由斯多亞派辯護者巴爾布斯（Lucilius Balbus）所代表的立場，也不願偏向那個極力否認有任何神性存在的科塔。然而，在《論占卜》（de diuinatione）中，他卻以自己的名義，極其露骨地攻擊對未來的預知。他做這一切，似乎只是為了不承認命運，從而保住自由意志。因為他認為，一旦承認對未來的預知，就必然會引出命運的結論，以至於完全無法否認命運。

但無論哲學家們那些最曲折的爭辯與討論如何發展，既然我們承認至高真實的上帝，我們就同樣承認祂的意志、祂的至高權能與祂的預知；我們也絕不擔心：正因為祂預知我們會這麼做，而祂的預知不可能出錯，所以我們憑意志所做的事，反倒不是出於我們的意志了。這正是西塞羅所害怕的，所以他才去攻擊預知；這也是斯多亞派所害怕的，所以他們才說並非一切都是出於必然性，儘管他們堅稱一切都是出於命運。

那麼，西塞羅在預知未來這件事上到底害怕什麼，以至於他企圖用如此可憎的論辯來動搖它？顯然是因為：如果一切未來之事都被預知，它們就將按著被預知會發生的次序發生；如果它們按這次序發生，對於預知的上帝而言，事物的秩序就是確定的；如果事物的秩序是確定的，因果的秩序也就是確定的，因為沒有任何事情的發生是不受某種動力因在先決定的；如果決定萬事發生的因果秩序是確定的，他說，那麼一切發生的事就都是出於命運。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沒有什麼是掌握在我們權力之中的，也沒有任何意志的自由抉擇了；他說，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整個人類生活就將被徹底顛覆，頒佈法律是徒勞的，責備、讚美、譴責、勸勉都是徒勞的，為善行設立賞賜、為惡行設立刑罰也沒有任何公義可言。

因此，為了不讓這些荒謬、不公且對人類事務極其有害的後果發生，他不願承認有對未來的預知；他將信仰的心靈逼入一個進退維谷的死角，迫使人從兩者中擇其一：要麼承認我們的意志中有某種自由，要麼承認有對未來的預知。因為他認為這兩者不可能同時成立，肯定了一個，就必取消另一個：如果我們選擇預知未來，就取消了意志的抉擇；如果我們選擇意志的抉擇，就取消了預知未來。因此，作為一個偉大博學、竭力為人類生活作最精明謀劃的人，他從這兩者中選擇了意志的自由抉擇；而為了保住這一點，他否認了預知未來。就這樣，他為了讓人成為自由的，反而使人成了褻瀆神明的。

然而，信仰的心靈卻兩者都選，兩者都承認，並以虔敬的信仰確認兩者。他說，這怎麼可能？因為如果有對未來的預知，那麼所有相連環節就會隨之而來，直到得出「我們的意志中毫無自由」的結論。反之，如果我們的意志中有某種自由，沿著同樣的階梯往回推，就會得出「沒有預知未來」的結論。他是這樣往回推的：如果有意志的抉擇，就不是一切都出於命運；如果不是一切都出於命運，就沒有確定的萬物因果秩序；如果沒有確定的因果秩序，對於預知的上帝而言，也就沒有確定的事物秩序，因為凡事若無在先的動力因，便無從發生；如果對預知的上帝而言沒有確定的事物秩序，那麼事情的發生就不會全按著祂預知會發生的那樣發生；進而，如果事情的發生不全按著祂預知會發生的那樣發生，他說，上帝裡面就沒有對一切未來之事的預知。

為了反擊這些褻瀆狂妄與不虔敬的舉動，我們宣告：上帝在萬事發生之前就預知一切，並且我們正是出於意志去作我們所察覺、所知曉唯有當我們甘願時才會作的一切事。我們不說一切都是出於命運，相反，我們說沒有任何事是出於命運；因為人們平時使用「命運」一詞的地方，即人受孕或出生時的星辰構造，我們已經證明那是毫無作用的虛妄之言。至於上帝意志擁有最大權能的那個因果秩序，我們既不否認它，也不用「命運」來稱呼它，除非我們把命運理解為源於「訴說」，也就是「說話」^〔1〕；因為我們無法否認聖經上寫著：「上帝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了；就是權能都屬乎上帝。主啊，慈愛也是屬乎祢；因為祢照著各人所行的報應他」（《詩篇》62:11-12）。這裡所說的「說了一次」，應理解為「不可挪移地」，亦即不可改變地；正如祂不可改變地知曉一切將要發生的事，以及祂自己將要作的事。因此，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本可以將命運從「訴說」引申而來，只不過這個詞通常已經被用來理解為別的意思了，而我們不願人的心被引向那種意思。

如果萬物的因果秩序對上帝而言是確定的，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意志抉擇就毫無作用。因為我們自己的意志本身，就存在於這個為上帝所確定、並包含在祂預知之中的因果秩序裡；人類的意志正是人類行為的諸般原因；因此，那位預知萬事之因的上帝，在這些原因中，必定也不可能不知道我們的意志，因為祂已預知我們的意志正是我們行為的原因。

就連西塞羅自己也承認「若無在先的動力因，任何事都不會發生」，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在這次論辯中駁倒他了。因為他說「的確沒有什麼事是無因發生的，但並非所有的因都是命定的，因為有偶然的因，有自然的因，有意志的因」。這對他有什麼幫助呢？這足以證明，他承認凡事發生，必有在先的原因。對於那些被稱為偶然的因，我們說它們並非不存在，而是隱藏著^〔2〕，我們將其歸結為真神或某些邪靈的意志；而自然的因本身，我們絕不會將其與那位作為一切自然之創造者與建立者的上帝意志分開。

接下來是意志的因，它要麼屬於上帝，要麼屬於天使，要麼屬於人，要麼屬於某些動物，如果這些動物依本性趨利避害的衝動，也可以被稱為意志的話。我所說的天使的意志，既包括我們稱為上帝天使的善天使，也包括我們稱為魔鬼天使或邪靈的惡天使；人的意志也是如此，既包括善人的，也包括惡人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凡發生的事，其動力因全都是意志的因，亦即那種具有生命之靈的本性。因為這空氣或風雖也被稱為氣息，但它既然是物體，就不是生命之靈^〔3〕。因此，那賜萬物以生命、創造一切物體與一切受造之靈的生命之靈，就是上帝自己，祂是未受造的靈。在祂的意志中有著至高的權能，祂輔助受造之靈的善意，審判他們的惡意，安排所有的意志，將權柄賜給某些，而不賜給另一些。正如祂是一切本性的創造者，祂也是一切權柄的賜予者，但卻不是一切意志的賜予者。因為惡的意志並不出於祂，惡意是違背本性的，而本性才是出於祂的。

因此，物體更容易服從意志：有些服從我們的意志，即所有必死生物的意志，且服從人的意志甚於服從野獸的；有些則服從天使的意志；但所有的物體最主要服從上帝的意志，就連所有的意志也都服從上帝的意志，因為若非祂允許，它們便沒有任何權柄。因此，萬物的原因中，那個「只促成而不被促成」的原因，就是上帝；而其他的原因既促成也被促成，比如所有受造之靈，尤其是理性的靈。至於物體的原因，它們更多是「被促成」而非「促成」，不應被列入動力因之中，因為它們只能按著靈的意志的驅使來發揮作用。

既然我們的意志在因果秩序中佔有極大的位置，那麼這個為預知的上帝所確定的因果秩序，怎麼會導致我們的意志毫無作用呢？讓西塞羅去和那些把這種因果秩序說成是命運、甚至直接稱其為命運的人爭論吧；我們之所以對此深惡痛絕，主要是因為這個詞已經被人習慣性地用在了不真實的事物上。但他若否認所有因果的秩序是極其確定、且為上帝的預知所熟知的，我們就比痛恨斯多亞派更加痛恨他。因為他要麼是在否認上帝的存在，這正是他在《論神性》中藉著另一個人物的嘴試圖去做的；要麼，如果他承認上帝的存在，卻否認上帝預知未來，他所說的無非還是那愚頑人心裡所說的：「沒有上帝。」因為不能預知一切未來之事的，根本就不是上帝。

正因如此，我們的意志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為上帝定意讓它們有力量，並預知了它們有力量；因此，無論它們有什麼力量，這力量都是極其確定的；無論它們將要作什麼，都完全是它們自己將要作的，因為那位預知不可能出錯的上帝，已經預知了它們將有力量去作、並且將要去作。因此，如果我非要把命運這個詞用在什麼事物上的話，我寧願說：命運就是擁有權柄的強者加諸弱者的意志；而絕不會像斯多亞派那樣，用他們自己獨特而非普遍的用法，將那個因果秩序稱為命運，從而取消我們意志的自由抉擇。

因此，我們無需懼怕斯多亞派所懼怕的那種必然性。他們為了懼怕必然性，費盡心機地將事物的原因加以區分，把某些原因從必然性中抽離出來，又把另一些置於其下；而在他們不願置於必然性之下的那些原因中，他們放進了我們的意志，唯恐一旦將其置於必然性之下，意志就不再自由了。

然而，如果我們所說的必然性是指那種不在我們權力掌控之內、哪怕我們不願意也會強行發生作用的必然性，比如死亡的必然性，那麼很顯然，我們據以正當或錯誤地生活的意志，並不受這種必然性的支配。因為我們所作的許多事，如果我們不願意，我們當然就不會去作。這首先就適用於「意願」本身：如果我們願意，意願就存在；如果我們不願意，意願就不存在；因為如果我們不願意去意願，我們就不會意願。

反之，如果我們所定義的必然性，是指「某事必然如此」或「某事必然如此發生」的邏輯必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害怕它會剝奪我們意志的自由。因為如果我們說「上帝必然永遠活著並預知一切」，我們並沒有因此把上帝的生命和上帝的預知置於某種屈從的必然性之下；就像當我們說「祂不能死、不能被欺哄」時，祂的權能也沒有絲毫減損。祂之所以「不能」這些事，恰恰是因為如果祂「能」，祂的權能反倒變小了。祂被稱為全能者是完全正確的，儘管祂不能死、不能被欺哄。因為祂被稱為全能，是因為祂能作祂想作的事，而不是因為祂要遭受祂不想遭受的事；如果那樣的事發生在祂身上，祂就絕不是全能的了。因此，有些事祂不能作，正因為祂是全能的。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說「我們必然是以自由抉擇來意願我們所意願的」時，我們說的毫無疑問是真理，並且我們絕沒有因此把自由抉擇本身置於那種剝奪自由的必然性之下。因此，我們的意志確實存在，並且只要我們是憑著意願去作，無論作什麼，都是意志本身在作；如果我們不願意，這些事就不會發生。至於某人在別人意志的逼迫下，不情願地遭受了什麼，這時發揮作用的依然是意志，雖然不是他本人的，卻是另一個人的意志；但最終決定這一切的，是上帝的權能。因為，若只有意志，卻無法成就意志所願之事，那便是被一個更強大的意志攔阻了；即便如此，這意志依然是意志本身，仍屬於那位意願者，不屬於旁人，即便他終究無法實現心願。因此，無論人遭受了什麼違反自己意志的事，他不應將其歸咎於人、天使或任何受造之靈的意志，而更應歸咎於那位將權柄賜給意願者的上帝。

因此，絕不是因為上帝預知了我們的意志中將有什麼，我們的意志就變得毫無作用。因為預知了這一切的那位，並沒有預知一個「無」。進而，既然那位預知了我們的意志中將有什麼的上帝，預知的絕不是「無」，而是「有」；那麼毫無疑問，在祂的預知之下，我們的意志中依然有東西存在。因此，我們絕沒有被逼到要麼保留上帝的預知而取消意志的抉擇，要麼保留意志的抉擇卻不可饒恕地否認上帝預知未來的絕境；相反，我們擁抱兩者，我們忠實而真誠地承認兩者。承認前者，是為了我們能有正確的信仰；承認後者，是為了我們能有正確的生活。如果對上帝沒有正確的信仰，生活也不可能正確。因此，我們絕不可為了讓自己能自由地意願，就去否認祂的預知；因為正是藉著祂的幫助，我們現在是自由的，將來也是自由的。

同樣，法律、責備、勸勉、讚美與譴責也都不是徒勞的，因為祂預知了這些將會發生；祂預知了它們能發揮多大作用，它們就真能發揮極大的作用；祈禱也是有用的，能求得祂預知會賜給祈求者的東西；為善行設立賞賜，為罪惡設立刑罰，也都是公義的。人犯罪，並不是因為上帝預知他會犯罪；恰恰相反，當人犯罪時，我們毫不懷疑就是他自己在犯罪，因為那位預知不可能出錯的上帝，預知了正是他本人將要犯罪，而不是預知命運、運氣或其他什麼東西會替他犯罪。如果他不願意，他當然就不會犯罪；但如果他不願犯罪，上帝也同樣預知了這一點。

因此，至高真實的上帝，與祂的道及聖靈，三者為一，是獨一全能的上帝，是一切靈魂與一切肉體的創造者與塑造者；凡因真理而非因虛妄而得福樂者，皆是藉著分享祂而得福樂。祂由靈魂與肉體造出了理性的動物，也就是人；當人犯罪時，祂既未容許他不受懲罰，也未將他撇棄於憐憫之外。祂將本質賜給善者與惡者，連石頭也與之一同分享^〔1〕；將種子的生命賜給人，連樹木也與之一同分享；將感官的生命賜給人，連野獸也與之一同分享；將理智的生命賜給人，唯獨天使與之一同分享。一切的模式、一切的形相、一切的秩序皆出於祂；度量、數目、重量皆出於祂；凡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任何事物，無論屬於何種種類、具有何種價值，皆出於祂；形相的種子、種子的形相、種子與形相的運動皆出於祂。祂賜給肉體以起源、美麗、健康，賦予它繁衍後代的豐饒、肢體的安排與和諧的健全；祂也賜給缺乏理性的靈魂以記憶、感官與慾望，更賜給理性的靈魂以心智、理解與意志。祂不僅沒有把天與地、天使與人撇下不管，甚至連一隻微小可鄙的動物的內臟、一根鳥兒的羽毛、一朵草上的小花、一片樹上的葉子，祂也沒有讓它們失去各部分的協調與某種安寧。既然如此，我們絕不能相信：祂會定意讓人世間的國度及其統治與奴役，置身於祂護理的法則之外。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早期羅馬人究竟具備了哪些美德，以及那位真神出於何種原因，竟屈尊賜恩使他們的帝國擴張，因為人間的國度也都在祂的權柄之下。為能更透徹地論述這一點，我們前面寫下了相關的卷冊，證明那些被他們認為連瑣碎小事都值得敬拜的神明，在帝國之事上其實毫無權能；而在本卷前面我們討論至今的部分，則是為了解決命運的問題，免得有人已經被說服羅馬帝國的擴張與存續不是靠敬拜那些神明，反倒將其歸功於某種不知名的命運，而不是歸功於至高上帝最全能的意志。

根據歷史的教導與推崇，早期的古羅馬人，儘管像除了希伯來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一樣敬拜假神，不向上帝獻祭，反而向邪靈獻祭，但他們依然「貪圖稱讚、慷慨好施、渴望莫大的光榮與正當的財富」。他們極其狂熱地愛慕光榮，為此而生，也毫不猶豫地為此而死；他們用這種對光榮的巨大渴望，壓制了所有其他的慾望。最後，對於他們自己的祖國，由於他們覺得被人奴役是恥辱的，而統治與發號施令是光榮的，所以他們首先傾盡全力要使祖國獲得自由，接著又要使她成為天下的主宰。正因如此，他們無法忍受君王的統治，「他們每年選出兩位最高長官，稱之為執政官，這名字源自『商議』，而不是出自『統治』與『作主』的君王或主子；雖說君王一詞源自『治理』似乎更為妥當」^〔1〕，正如王國源自君王，而君王正如所說，源自治理；但君王的傲慢不再被視為統治者的紀律或商議者的善意，而被看作了主子的狂妄。

於是，在驅逐了末代君王塔奎尼烏斯（Tarquinius）、設立了執政官之後，就發生了同一位作者在讚美羅馬人時所說的事：「城邦在獲得自由後，在極短時間內的發展壯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如此強烈的光榮之慾已攫取了他們。」因此，正是這種對稱讚的貪圖與對光榮的渴望，成就了許多令人驚歎的功績，也就是在人類的評價標準中值得稱道與榮耀的事。

這位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ius）稱讚了他同時代的兩位偉大而傑出的人物：馬庫斯·加圖（Marcus Cato）和蓋烏斯·凱撒（Gaius Caesar）。他說，共和國長久以來未曾有過任何在德性上偉大的人物，但在他的記憶中，出現了這兩位具有極高德性、性情卻迥然不同的偉人。在讚美凱撒時，他說凱撒期盼為自己爭取強大的指揮權、軍隊和一場新的戰爭，好讓他的德性得以閃耀。於是，這些德性偉大之人的願望，就是挑起可悲的民族捲入戰爭，讓戰爭女神貝羅娜（Bellona）揮舞血腥的鞭子，好為他們提供一個展現德性的舞台。這顯然是那種對稱讚的貪圖與對光榮的渴望所造成的。

因此，起初是出於對自由的熱愛，後來是出於對統治的熱愛，再加上對稱讚和光榮的渴望，他們成就了許多偉業。他們自己的一位著名詩人也為這兩方面作了見證；他這樣寫道：

「波塞納王下令，接納被逐的塔奎尼烏斯， 並以重兵圍困羅馬城； 埃涅阿斯的子孫為自由而拔劍衝鋒。」

所以，那時對他們而言，偉大之舉就是：要麼勇敢地戰死，要麼自由地活著。但當獲得了自由之後，對光榮的渴望如此強烈地攫取了他們，以至於單單擁有自由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尋求統治；因為正如同一位詩人借朱庇特之口所說，統治被視為一件偉大的事：

「甚至那曾以恐懼折磨海洋、大地與天空的暴躁朱諾， 也將回心轉意，與我一同庇護 這萬物之主的羅馬人，這身披托加的民族。 此乃定數。隨著歲月流轉，那個時代必將到來， 那時阿薩拉庫斯的家族，將把弗提亞與著名的邁錫尼 踩在奴役的腳下，統治那被征服的阿爾戈斯。」

維吉爾在此雖是借朱庇特之口預言未來，但他自己回顧的卻是已經發生的事，眼見的也是當下的現實。我之所以想引用這些，是為了說明羅馬人如何在獲得自由之後，將統治視為極大的光榮，並將其列入他們最值得讚美的功績之中。這也正是同一位詩人在將他國的技藝與羅馬人特有的統治、指揮、征服和鎮壓民族的技藝進行對比時所說的：

「別人或許會把青銅鑄造得更柔美生動， 我承認，他們能從大理石中雕出栩栩如生的面容， 他們在辯護時更為雄辯，能用尺規測繪天空的軌跡， 預告群星的升起： 但你，羅馬人，要記住以帝國統治萬邦， 這些將是你的技藝，為和平確立道德規範， 寬恕臣服者，擊潰驕傲者。」

他們越少將自己沉溺於肉體的享樂與心智的萎靡，越少貪圖並累積財富，越少藉著掠奪可憐的公民來大肆賞賜卑鄙的戲子而敗壞道德，他們就越能精練地運用這些統治的技藝。因此，當撒路斯提烏斯寫下這些歷史、維吉爾吟唱這些詩句時，那些已經在道德敗壞中氾濫成災的人，不再依靠這些高尚的技藝去追求榮譽和光榮，而是靠著詭計與欺詐去鑽營。正因如此，他這樣寫道：「起初，折磨人心的與其說是貪婪，不如說是野心，但這種惡習離德性更近。因為光榮、榮譽和權力，善者與懦弱者同樣期盼；但善者行事以正道，而懦弱者因為缺乏高尚的技藝，便行事以詭計欺詐。」這些所謂的高尚技藝，就是憑著德性，而非憑著欺詐的野心去獲取榮譽、光榮和帝國；這兩樣東西雖然善者與懦弱者同樣期盼，但前者，也就是善者，「行事以正道」。這正道就是德性，他藉著德性努力前行，直奔那終極的所得，即光榮、榮譽和帝國。羅馬人骨子裡早就深植了這種觀念，甚至連他們為神明建造的神廟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把德性女神（Virtus）與榮譽女神（Honor）的神廟緊挨著建在一起，把這些本是上帝所賜的東西當作神明來敬拜。從這裡可以看出，那些好人究竟希望德性達到什麼目的，歸根結底，正是榮譽。至於惡人，他們根本沒有德性，卻依然渴望獲得榮譽，並企圖用惡劣的技藝，也就是詭計與欺詐，去攫取它。

加圖受到的讚美更勝一籌。關於他，撒路斯提烏斯說：「他越是不追求光榮，光榮就越是追隨他。」既然他們狂熱渴慕的光榮，無非是別人對自己好評的判斷；那麼，那種不滿足於人的見證、只滿足於自己良心見證的德性，無疑是更好的。所以使徒說：「我們的光榮就是這個：我們良心的見證」^〔2〕（參《哥林多後書》1:12）。在另一處又說：「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加拉太書》6:4）。因此，那些好人所期盼、並藉著高尚技藝努力爭取的光榮、榮譽和帝國，不應當是德性去追求它們，而應當是它們來追隨德性。真正的德性，必朝向那個終極目標，即人無可再超越的至善，才算數。因此，加圖當年競選的那些榮譽，他其實根本不該去求，而應當是城邦因為他的德性，主動把榮譽賜給不去祈求的他。

但是，既然在那個時代的記憶中，德性偉大的羅馬人共有兩位，就是凱撒與加圖，而加圖的德性顯然比凱撒的更接近真理。那麼，當時的城邦究竟是何等光景，以前又是何等光景，讓我們來看看加圖本人的這段話：「你們不要以為，我們的祖先是靠著兵力，才把共和國從弱小變得強大的。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現在擁有的共和國該是多麼美好啊！因為比起他們，我們擁有更多的盟友與公民，也有更多的武器與馬匹。但使他們偉大的是另一些東西，而我們現在一無所有：在家中勤勉，對外統治公正，議事時心智自由，既不屈從於罪責，也不受制於私慾。代替這些的，我們現在擁有的是奢靡與貪婪，公家匱乏，私家富足；我們讚美財富，追隨懶惰；好人與壞人之間毫無分別；一切本該屬於德性的獎賞，都被野心佔據了。這也不足為奇：當你們每個人都只為自己盤算，當你們在家裡做慾望的奴隸，在這裡做金錢或恩寵的奴隸時，結果自然就是對空虛的共和國發起猛攻。」

聽了加圖或撒路斯提烏斯的這些話，人會以為古代羅馬人受到如此讚美，是因為當時所有人或大多數人都是那樣。其實不然。否則，他在自己第二卷書中所引述的那些話就不是真的了。他那時寫道，強者的欺凌，以及由此引發的平民與貴族的分裂等國內動亂，從一開始就存在；在驅逐君王之後，只要對塔奎尼烏斯的恐懼還在，只要那場因他而起的、與伊特魯里亞的艱苦戰爭還沒結束，他們還能勉強維持公平適度的法治；但隨後，貴族便開始以奴役的手段壓迫平民，像暴君一樣鞭打他們，將他們趕出土地，把持帝國的一切權力，將其他人排斥在外。在這場衝突中，一方想要統治，另一方不願被奴役，這種混亂直到第二次布匿戰爭才告終；因為一場更可怕的恐懼再次逼近，將他們不安寧的心從那些動亂中拉回，用更大的憂患使他們重新走向公民的團結。

然而，藉著少數幾個在某種程度上算得上好人的努力，偉大的事務被管理起來，正是藉著這少數好人的遠見，那些罪惡被容忍和節制，這個國家才得以壯大；正如同一位歷史學家所言，當他閱讀和聽聞羅馬人民在國內外、在海上與陸地所成就的輝煌功績時，他不禁想去探究，究竟是什麼支撐了如此龐大的事業；因為他知道，羅馬人常常以少數兵力對抗龐大的敵軍軍團，也知道他們曾以微薄的兵力與富庶的國王交戰；他在反覆思量後得出結論，是少數公民的傑出德性成就了這一切，正是因此，貧窮戰勝了財富，少數戰勝了多數。他說：「但自從城邦被奢靡與懶惰腐化之後，反過來，共和國就只能靠著其帝國的龐大規模，來支撐將領與官員們的惡習了。」

因此，這少數憑藉正道，即德性自身，去爭取光榮、榮譽與帝國之人的德性，也受到了加圖的讚美。這就是加圖所說的「在家中勤勉」，從而使得國庫充盈，私人財產適度。相反地，當道德敗壞後，他指出了截然相反的惡習：公家匱乏，私家富足。

因此，既然東方帝國已經輝煌了許久，上帝定意讓西方也出現一個帝國，雖然在時間上較晚，但在帝國的幅員與強盛上卻更加輝煌。祂特意將這個帝國賜給了這樣一批人，為了制服許多民族嚴重的罪惡；這批人為了榮譽、稱讚與光榮而為祖國謀求福祉，在祖國中尋求自己的光榮，甚至毫不猶豫地將祖國的安全置於自己的安全之上，用這一個惡習，也就是對稱讚的熱愛，去壓制了對金錢的貪婪以及許多其他惡習。

因為心智健全的人都能看出，對稱讚的熱愛也是一種惡習。詩人賀拉斯（Horatius）並未忽視這一點，他說：

「你因貪慕稱讚而膨脹：自有那可靠的贖罪祭， 只需純潔地讀上三遍小冊，便能使你重新振作。」

他在一首抒情詩中，為了壓制統治的慾望，也這樣吟唱：

「藉著治服貪婪的靈魂，你將統治得更廣， 勝過將遙遠的加的斯與利比亞相連， 讓兩地的迦太基人都臣服於你一人。」

然而，如果人們不能藉著敬虔的信仰祈求聖靈，不能藉著對那可知之美的愛來勒住更卑劣的慾望，那麼至少靠著對人類稱讚和光榮的渴望，他們雖然還算不上聖潔，但總算不那麼卑劣了。甚至連西塞羅在《論共和國》中也無法掩飾這一點。在那裡，當他談到應當如何培養城邦的領袖時，他說這領袖必須由光榮來滋養；接著他回顧了他們的祖先是如何出於對光榮的渴望，成就了許多令人驚歎的輝煌功績。因此，對於這種惡習，他們不僅不加以抵制，反而認為應當去激發和點燃它，認為這對共和國是有益的。儘管即便在他的哲學著作中，西塞羅對這種瘟疫也直言不諱，他在那裡比日光更清晰地承認了這一點。當他談到那些理應以真正的善為終極目標、而不應為了人類稱讚的虛榮去追求的學問時，他引入了這樣一句普遍性的格言：「榮譽滋養技藝，光榮點燃一切學習的熱情；而那些不被人認可的事物，總是無人問津。」

毫無疑問，對這種慾望最好的應對方式是抵制它，而不是屈從於它。因為一個人越是潔身自好、遠離這種污穢，他就越像上帝。儘管今生今世，這種慾望無法從人心中徹底連根拔除，因為它不斷試探甚至那些在美德上大有長進的靈魂，但至少，對光榮的渴望應當被對公義的愛所克服。這樣，如果某些好的、正確的事在某些地方「不被人認可而無人問津」，甚至連人對稱讚的熱愛本身也會感到羞愧，退讓給對真理的熱愛。

這種惡習與敬虔的信仰是如此敵對，如果心中對光榮的渴望超過了對上帝的敬畏或愛，主就會說：「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上帝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約翰福音》5:44）。同樣，對於某些雖然信了祂、卻不敢公開承認的人，福音書作者說：「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上帝的榮耀」（《約翰福音》12:43）。

但神聖的使徒們卻不是這樣。當他們在那些地方傳揚基督之名時，這名字不僅不被人認可，如同那句格言所言：「那些不被人認可的事物，總是無人問津」，甚至被視為極其可憎的對象。然而，他們牢記那位既是好導師、又是心靈醫師的教導：「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或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必不認他」（參《馬太福音》10:33；《路加福音》12:9）。因此，在咒罵與羞辱中，在極其嚴酷的迫害與殘忍的刑罰中，他們並沒有被世人狂暴的反對聲嚇退，反而繼續傳揚拯救世人的福音。

當他們行神蹟、說屬神的話、過著屬神的生活時，他們彷彿征服了那些剛硬的心，將公義的和平引入其中，使基督的教會獲得了極大的光榮。然而，他們並沒有將這光榮當作自己德性的終點而停滯不前；相反，他們將這光榮歸於上帝，因為正是靠著上帝的恩典，他們才成為這樣的人；並且他們利用這光榮如同引火的柴，將他們所牧養的人的熱情點燃，引向對那位賜恩使他們成為如此之人的上帝的愛。因為為了防止他們行善是為了貪圖人的光榮，他們的導師已經教導他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馬太福音》6:1）。

但另一方面，為了防止他們錯誤理解這句話，因害怕取悅人而將自己的善行隱藏起來，從而減少了對別人的益處，祂又向他們指明了讓善行顯露出來的真正目的：「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6）。因此，不是「故意叫他們看見」，也就是說，不是出於這樣的意圖：想讓別人歸向你們，因為你們若離了上帝就什麼都不是；而是要讓他們「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好讓他們歸向祂，也能成為像你們一樣的人。

殉道者們正是追隨了這樣的教導。他們超越了那些斯凱沃拉（Scaevola）、庫爾提烏斯（Curtius）和德基烏斯（Decius）；他們不是把刑罰加在自己身上，而是忍受別人加在他們身上的刑罰；他們憑著真正的德性，因為那是真正的敬虔，並且以不可勝數的巨大群體，超越了那些羅馬英雄。那些羅馬人不過生活在一個地上的城邦裡，對他們來說，一切義務的終極目標就是這個城邦的安全與統治，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不是為了永恆的生命，而是為了在必死之人的代代更替中延續。既然如此，除了那種能讓他們在死後彷彿依然活在讚美者口中的光榮之外，他們還能愛什麼呢？

對於這些羅馬人，上帝顯然不會將祂天上之城中與聖天使同在的永生賜給他們，因為唯有真正的敬虔才能將人引向那種神聖的團契，而這種敬虔絕不將宗教的敬拜獻給獨一真神之外的任何存在；希臘人稱這敬拜為 λατρεία，即「事奉」^〔1〕。然而，如果上帝連這世上極其顯赫的帝國的光榮都不賜給他們，那麼他們那些高尚的技藝，也就是他們用來努力獲取如此大光榮的德性，就得不到任何賞賜了。對於這種為了得人的榮耀而行善的人，主也曾說過：「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馬太福音》6:2）

這些羅馬人正是如此。為了公共利益，也就是為了共和國，為了國庫，他們輕看了自己的私產；他們抵制了貪婪，以自由的心智為祖國謀劃，根據他們自己的法律，他們既不屈從於罪責，也不受制於私慾。他們憑藉這些技藝，彷彿走在一條正道上，努力爭取榮譽、帝國與光榮；他們幾乎在所有民族中都備受尊崇，將他們帝國的法律強加於多個民族，時至今日，他們的榮耀依然藉著文學與歷史傳遍了幾乎所有的國家。對於至高真神的公義，他們實在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然而，聖徒的賞賜卻截然不同，即便他們在這裡為著上帝的真理忍受了各種羞辱，這真理也是被這個世界的愛慕者所仇視的。那座上帝之城是永恆的；在那裡沒有人出生，因為那裡沒有人死亡；在那裡有真實而完滿的福樂，這福樂不是女神，而是上帝的恩賜；在那裡，我們既然領受了信仰的憑據，便在寄居之時為著她的美麗而嘆息；在那裡，太陽不會升起照好人也照歹人，而是公義的日頭唯獨庇護善人；在那裡，無須耗費巨大的心血去用私人的貧窮來充盈公共的國庫，因為那裡有真理的公共寶庫。

因此，羅馬帝國之所以擴張以獲取屬人的光榮，不僅是為了將這等賞賜給予這等人；更是為了讓那永恆之城的公民，在今世寄居時，能敏銳而清醒地審視這些榜樣：如果地上之城的人僅僅為了人的光榮，就對它展現出如此深沉的愛，那麼我們為了永恆的生命，理當對那屬天的故鄉傾注何等浩大的愛！

事實上，就必死之人這短暫而終將結束的一生而言，只要統治者不強迫人行不虔敬與不義之事，那麼一個終將一死的人生活在誰的帝國統治之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羅馬人在征服各國並將法律強加於他們時，除了這一切是藉著戰爭的巨大殺戮才實現的之外，到底對他們造成了什麼實質的損害？如果這一切是和平達成的，結果豈不更好？只不過，那樣一來勝利者就沒有什麼光榮可言了。難道羅馬人自己不也生活在他們強加給別人的法律之下嗎？如果這一切的發生沒有戰神瑪爾斯（Mars）與戰爭女神貝羅娜的參與，沒有勝利女神（Victoria）介入的餘地，沒有戰爭，也就沒有征服者；那麼羅馬人與其他民族的處境，難道不就是完全一樣的嗎？尤其是後來還發生了那件令人極為快慰與寬厚的事：所有屬於羅馬帝國的人都被接納為公民，所有的外邦人都成了羅馬公民。這樣一來，原先專屬於少數人的東西，就變成了所有人的共有財產；只不過那些沒有自己土地的平民，要靠公共糧食來養活。但如果這些糧食是由優秀的國家管理者和平發放，豈不比從被征服者那裡強行勒索來得更令人欣慰？

因為，說到底，有人征服、有人被征服，這對人們的安全、良好道德，甚至對人類的尊嚴本身，除了那渴望光榮、為此燃燒並發動殘酷戰爭之人所追求的那份毫無意義的虛榮，也就是「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之外，究竟有什麼本質區別，我實在看不出來。難道被征服者的土地就不繳納賦稅了嗎？難道他們被允許學習的東西，別人就不允許學了嗎？難道在其他地方，不是有許多連羅馬長什麼樣都沒見過的元老嗎？如果除去那些吹噓和炫耀，所有的人除了是人之外，還能是什麼呢？即便這敗壞的世界允許最優秀的人獲得最大的尊榮，這屬人的榮譽也不應被視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因為它不過是毫無重量的過眼雲煙。

但是，讓我們在這些事上也善用主上帝的恩典。讓我們想一想：那些為了人類的光榮，甚至配把這種光榮當作其美德之賞賜的人，他們為了這一切，曾經輕看了多少東西，忍受了多少苦難，壓制了多少慾望。這足以用來壓服我們的驕傲。因為我們被應許將要在其中掌權的那座城，與這座地上之城的距離，有如天與地之遙，有如永生與短暫之樂之遙，有如堅實的光榮與虛妄的稱讚之遙，有如天使的團契與必死之人的社會之遙，有如創造日月之主的光輝與日月之光之遙。既然如此，如果那偉大故鄉的公民，為了獲得她而作了一點點善工，或忍受了一點點苦難，他們絕不應當自以為作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因為那些羅馬人為了這已經到手的地上之城，作了如此多的大事，忍受了如此多的苦難。特別是，能將公民聚集到永恆故鄉的罪的赦免，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隱約對應著羅慕路斯所建立的那個庇護所。在那裡，免除一切罪責成了聚集民眾、建立那座地上之城的手段。

那麼，如果為了那永恆的屬天故鄉，我們輕看了這世上哪怕再令人愉悅的誘惑，這有什麼了不起呢？要知道，為了這短暫的地上故鄉，布魯圖斯（Brutus）甚至能親手處死自己的兒子們；而那座屬天之城絕不會強迫任何人做這樣的事！毫無疑問，親手處死兒子，比為了信仰與公義而把原本打算留給兒女的財富施捨給窮人，或者在遭遇試探時不得不放棄這些財富，要困難得多。因為真正能讓我們或我們的兒女幸福的，絕不是地上的財富，這些財富要麼在我們活著時就會失去，要麼在我們死後會落入我們不認識、甚至我們不願給的人手中；唯有上帝能使我們幸福，祂才是心靈真正的財富。

對於布魯圖斯處死兒子們的事，就連那位讚美他的詩人，也給出了他「不幸」的見證。因為詩人寫道：

「這父親，為了那美麗的自由， 將召喚他那挑起新叛亂的兒子們去受刑。 他是不幸的，無論後人將如何評價他的行為。」

但在接下來的一句中，他又安慰了這個不幸的人：

「愛國之心與對稱讚的無限渴望，終將得勝。」

這兩樣東西，也就是自由與對人類稱讚的渴望，驅使羅馬人作出了令人驚歎的功績。既然如此，如果一個父親為了必死之人的自由和凡人所追求的稱讚，尚且能處死自己的兒子們；那麼，為了那將我們從罪孽、死亡與魔鬼的統治中釋放出來的真正自由，不是出於對人類稱讚的渴望，而是出於對得救之人的愛，這救贖不是脫離塔奎尼烏斯王之手，而是脫離邪靈與邪靈首領的轄制，如果我們沒有處死兒子，而是將基督的窮人算作自己的兒子，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如果另一位名叫托爾夸圖斯（Torquatus）的羅馬統帥，同樣處死了自己的兒子，不是因為他兒子背叛祖國，甚至恰恰相反，是為了祖國在戰場上應敵，只不過他兒子受敵人挑釁，出於年輕人的血氣擅自出擊，違抗了統帥父親的軍令；儘管他兒子打贏了，父親依然將他處死，為的是不讓「違抗軍令」的壞榜樣，蓋過「擊殺敵人」的光榮。既然如此，那些為了不朽故鄉的律法，而輕看那些比兒子更微不足道的地上財富的人，有什麼好自我吹噓的呢？

如果弗里烏斯·卡米盧斯（Furius Camillus）曾將本國人從最兇猛的敵人維愛人軛下解救出來，卻仍被這些忘恩負義的國人與政敵定罪流放，而他流放之後依然再次從高盧人手中解救了這個忘恩負義的祖國，因為他找不到一個能讓他活得更光榮的地方。那麼，如果在教會裡，有人受到屬肉體之敵極大的羞辱與不公對待，卻沒有轉投敵對的異端，也沒有自己去創立某個異端來反對教會，反而竭盡全力保護教會免受異端極其有害的敗壞，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被高舉、彷彿作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呢？畢竟這裡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不是說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活在人的光榮中，而是說沒有別的地方可以獲得永生。

如果穆基烏斯（Mucius）為了與以重兵壓境的波塞納王（Porsenna）議和，在刺殺波塞納失敗、誤殺國王的書記官之後，當著國王的面將自己的右手伸入燃燒的祭壇，說像他這樣誓死要除掉國王的人還有很多；那位國王被他的勇氣和這些人的決心嚇壞了，毫不猶豫地與他締結了和平、停止了戰爭。既然如此，如果有誰為了天國，不是獻出一隻手，也不是主動自殘，而是在逼迫者手下被動地將全身獻給烈火，他憑什麼要把這當作自己的功勞呢？

如果庫爾提烏斯為服從其神明的神諭，全副武裝策馬躍入大地的裂口，因為神諭吩咐要將羅馬人最寶貴的東西投入其中，而他們認為除了兵馬別無他物，所以必須有一名武裝戰士遵照神旨躍入死地。那麼，如果有人為信仰遭受仇敵的迫害，不是主動赴死，而是被仇敵處死，他憑什麼說自己為了永恆的故鄉作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呢？因為他從自己的主、也是他故鄉的王那裡，領受了更確實的神諭：「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馬太福音》10:28）。

如果德基烏斯（Decii）父子彷彿用確定的誓言將自己獻祭，自願捨命，為的是用他們的倒下與鮮血平息神明的憤怒，好讓羅馬軍隊得救。那麼，聖潔的殉道者們如果為了分享那個擁有真正永恆福樂的故鄉，不但愛那些他們為之流血的弟兄，甚至遵照主的吩咐愛那些流他們血的仇敵，並以這充滿愛的信仰與充滿信仰的愛爭戰到底，直至流血，他們也絕不該為此驕傲，彷彿自己作了什麼配得的事。

如果馬庫斯·普維路斯（Marcus Pulvillus）在為朱庇特、朱諾和彌涅耳瓦的神廟舉行奉獻典禮時，政敵為了擾亂他的心神、讓他中斷典禮並將奉獻的光榮讓給同僚，故意謊報他兒子的死訊；而他對此竟如此輕看，甚至下令將兒子拋棄不葬；虛榮心作祟，使他對光榮的貪求壓過了喪子的哀痛。那麼，為傳揚神聖福音，這福音正是要把屬天故鄉的公民從種種謬誤中救拔並聚集起來，如果有人為死去的父親操心安葬之事，主對他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馬太福音》8:22）。這人有什麼理由說自己作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呢？

如果馬庫斯·雷古魯斯（M. Regulus）為了不對最殘酷的敵人違背誓言，毅然從羅馬返回迦太基。相傳羅馬人本想留住他，他卻答道：自從在非洲淪為奴隸之身，他就再沒有資格在羅馬人中間保有公民應有的體面了。隨後，迦太基人因為他在羅馬元老院發表了對他們不利的言論，用最殘酷的刑罰將他處死。如果連這些酷刑都不應阻擋他信守對那個地上的故鄉的承諾，那麼為了那將人引向永恆福樂的屬天故鄉的信仰，我們有什麼理由去畏懼苦難呢？如果一個人為了欠上帝的信仰遭受了苦難，正如雷古魯斯為了欠最致命敵人的誓言而遭受的苦難一樣，他又拿什麼來報答主所賜給他的一切呢？

基督徒怎麼敢因為自願貧窮而自我吹噓呢？這不過是為了在今生寄居的旅途中，能更無牽掛地走在通往故鄉的路上，而在那裡，真正的財富就是上帝自己。當他們聽到或讀到盧基烏斯·瓦勒里烏斯（L. Valerius）死在執政官任上時，竟窮到需要百姓湊錢來為他辦理喪事；當他們聽到或讀到昆提烏斯·辛辛納圖斯（Quintius Cincinnatus）只有四畝地，親手在田間耕作，卻被從犁頭前召去擔任比執政官地位更高的獨裁官，在擊敗敵人、獲得巨大光榮後，依然安於那份貧窮；或者，當他們得知法布里基烏斯（Fabricius）面對伊庇魯斯王皮洛士（Pyrrhus）的重金賄賂、甚至許諾四分之一的國土時，依然無法被從羅馬城邦拉走，寧願在那裡以平民身分安守貧窮時，那些沒有被任何世間賞賜誘惑而離開永恆故鄉團契的人，憑什麼說自己作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呢？

因為他們雖然擁有極其富庶的共和國，亦即人民共有、祖國共有、大眾共有的財產，但在自己家裡卻是如此貧窮，以至於他們中有一位已經兩度擔任執政官的人，竟被監察官從那個由窮人組成的元老院中驅逐出去，只因為他被查出家裡有十磅重的銀器。這些人的勝利豐盈了公共的國庫，自己卻甘守貧窮。既然如此，所有按照更卓越的旨意，正如《使徒行傳》所寫的那樣，將自己的財富交出來成為公用，「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是有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參《使徒行傳》2:45；4:32）的基督徒，難道不該明白：如果他們為了獲得天使的團契而作這件事，根本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資本，因為羅馬人為了保全羅馬的光榮，幾乎作過同樣的事？

如果在他們的歷史文獻中還有這類或其他類似的記載，如果羅馬帝國沒有藉著輝煌的勝利向四方廣闊地擴張，這些事又怎能為人所知、怎能被如此聲名遠播地傳頌呢？因此，藉著這個如此廣袤、如此長久、因眾多英雄的美德而如此輝煌光榮的帝國，他們所追求的賞賜已經給了他們；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必要的警醒範例。這範例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能為了上帝那極其光榮的城邦，持守住那些與羅馬人為地上之城的光榮而擁有的美德多少有些相似的美德，我們就當深感羞愧；如果我們持守住了，我們也不當驕傲自大。因為正如使徒所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馬書》8:18）。至於屬人的光榮和現今的時代，他們那樣的生活已經足以配得他們的賞賜了。

正因如此，隨著新約揭開了舊約中隱藏的奧祕，那些殺害基督的猶太人也看見：敬拜獨一真神，不是為了求取那些神聖護理同時賜給善人與惡人的屬世與暫時的恩惠，而是為了獲得永恆的生命、不朽的恩賜以及與那座天上之城的團契。猶太人被交給了這些羅馬人的光榮，這是極其公正的；因為這些羅馬人雖然憑著世俗的德性去追求並獲得了屬地的光榮，但他們依然勝過了那些帶著深重罪惡、拒絕並殺害了那真正光榮與永恆之城賜予者的猶太人。

對人類光榮的渴望，與對統治的渴望，確實有著明顯的區別。因為雖然一個過度貪戀人類光榮的人，往往也容易狂熱地追求統治；但那些追求真光榮的人，這光榮終究只是出於世人的稱讚，依然會努力不去冒犯那些有良好判斷力的人。因為在道德品質中，有許多善是廣受好評的，儘管許多人自己並不具備這些善；正是藉著這些道德之善，他們努力攀登光榮、帝國或統治的高峰。對此，撒路斯提烏斯說：「但他行事以正道。」

然而，如果一個人沒有對光榮的渴望，因而不怕冒犯有良好判斷力的人，卻依然渴望統治和發號施令，他往往會毫不猶豫地透過最赤裸裸的罪惡去攫取他所愛慕的東西。所以，渴望光榮的人，要麼「行事以正道」，要麼至少「以詭計欺詐」去鑽營，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好人，雖然他骨子裡並不是。正因如此，對於一個擁有美德的人來說，輕看光榮是一項極大的美德。因為這種對光榮的輕看是在上帝的眼中，而不會暴露在人的評判之下。因為，如果他當著人的面做出什麼舉動，顯出他輕看光榮的樣子，一旦別人認為他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稱讚，也就是更大的光榮，才這麼做，他就沒有辦法向那些懷疑他的人證明自己的內心並非如此。

但真正輕看讚美者評判的人，也同樣輕看那些懷疑者的魯莽猜測。不過，如果他真是個好人，他絕不會輕看這些人的得救。因為他既然從上帝的靈領受了美德，就必然擁有一種充滿愛的力量，使他連仇敵也能愛。他如此愛他們，以至於他期盼那些恨他、毀謗他的人都能得到糾正，成為他的同伴，不是在地上故鄉的同伴，而是在天上故鄉的同伴。對於那些讚美他的人，儘管他對他們的讚美不屑一顧，但他絕不輕看他們的愛；他不願欺騙那些讚美他的人，免得誤導了那些愛他的人。因此，他熱切地期盼，人們應當去讚美那位賜給他一切值得讚美之善的上帝。

反之，一個輕看光榮卻貪戀統治的人，無論在殘忍的惡行上，還是在奢靡的淫亂上，都甚至超過了野獸。某些羅馬人就是這副德性。因為他們失去了對聲譽的顧忌，卻依然被統治的慾望死死抓住。歷史記載了許多這樣的人，但將這種惡習推向頂峰、彷彿築起一座堡壘的，首推尼祿（Nero）皇帝。他的奢靡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人們覺得他絕無任何男人的氣概值得畏懼；而他的殘忍又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若非親眼所見，人們絕不敢相信他身上還有任何軟弱之處。

然而，即便對於這樣的人，若非至高上帝的護理定意將統治的權力交給他們，他們也絕不可能獲得這種權力。這通常發生在上帝判定人類的事務只配受這等主子統治的時候。關於這一點，上帝的智慧有著清晰的宣告：「帝王藉我坐國位……暴君藉我統治大地」（參《箴言》8:15-16）。為了防止人們以為「暴君」一詞指的不是最惡劣、最無恥的君王，而是沿用古意指代「強者」^〔1〕；維吉爾就曾這樣寫道：「我若能握住暴君的右手，便算有了一份和平」；聖經在另一處更直白地論到上帝說：「祂使假冒為善的人作王，是因百姓的悖逆」^〔2〕（參《約伯記》34:30）。

正因如此，儘管我已經盡我所能，充分解釋了獨一真實公義的上帝，為何會幫助那些按照某種地上之城標準還算好人的羅馬人，去獲取如此龐大帝國的光榮；但這背後或許還有另一個更隱秘的原因，這原因與人類各種不同的功過有關，上帝對此的了解遠勝於我們。但有一點在所有真正敬虔的人中是確鑿無疑的：若不真心敬拜獨一真神，就稱不上真正的敬虔，而沒有真正的敬虔，就沒有任何人能擁有真正的美德；當美德臣服於人的光榮時，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美德了。然而，我們的聖經把這座永恆之城稱為上帝之城；對於那些並非這城公民的人來說，如果他們擁有了這等美德，他們對地上之城的用處，總比他們連這等美德都沒有要大得多。

至於那些擁有真正敬虔並過著正直生活的人，如果他們具備統治百姓的知識，並且上帝施恩讓他們掌權，這對人類的事務而言，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了。這樣的人絕不會將他們在今生所能擁有的任何美德，歸功於別的，只會歸功於上帝的恩典。這恩典正是上帝賜給那些願意、相信並祈求之人的。同時他們也深知，自己距離完美的公義還有多遠，那完美的公義，正是他們竭力使自己趨近的聖天使團契所具有的公義。

因此，那種缺乏真正敬虔、只為人的光榮服役的所謂美德，無論被如何讚美與吹捧，都絕對無法與聖徒們哪怕最微小的起步相提並論；因為聖徒的盼望，是建立在真神的恩典與憐憫之上的。

有些哲學家將人類之善的終極目標定在德性本身。為了讓另一些哲學家感到羞愧，他們常常用言語描繪這樣一幅畫面：這些哲學家雖然也認可德性，卻用肉體的享樂來衡量德性的價值，認為享樂本身就是目的，而德性只是為了享樂。

享樂如同一個嬌貴的女王，高坐在王座上；而德性們則像侍女一樣屈居其下，隨時察看她的眼色，聽從她的吩咐。她命令「審慎」去警醒地四處打探，看看享樂如何能穩固統治、安然無恙；她命令「公義」去施恩圖報，結交那些對獲取肉體利益有用的朋友，且不可傷害任何人，免得觸犯法律而使享樂無法安枕無憂；她命令「堅忍」去抵擋那些不至於致死的肉體痛苦，在心智中緊緊抱住她的女主人，也就是享樂，用回憶昔日歡愉的方式來減輕眼前痛苦的毒刺；她命令「節制」去控制飲食的量以及某些令人愉悅的事物，免得過度放縱損害了健康，從而嚴重得罪了享樂。伊壁鳩魯派人認為，肉體的健康正是享樂最大的泉源。就這樣，德性帶著她們一切的光榮與尊嚴，竟然淪為服侍一個驕橫無恥之娼妓的奴婢。

他們說，沒有比這幅畫面更可恥、更醜陋、更讓好人不忍直視的了。這話說得很對。但在我看來，如果我們畫出另一幅畫面，讓德性去服侍人類的光榮，這幅畫面也未必有什麼應得的體面可言。雖然光榮本身不是一個嬌滴滴的女人，但她卻是個浮誇膨脹、充滿空虛的怪物。因此，讓德性那種堅實穩固的品質去服侍她，這絕對配不上德性的尊嚴。難道「審慎」的預見、「公義」的分配、「堅忍」的忍受、「節制」的克制，這一切全都只是為了取悅於人、服侍那隨風飄搖的光榮？

那些輕看別人評判、自視為光榮輕蔑者的人，若只是孤芳自賞、沾沾自喜，他們也無法將自己從這種醜陋中洗刷乾淨。因為他們的德性，若這還配稱為德性，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屈從於人類的讚美罷了；畢竟那個沾沾自喜的人，自己難道不是人嗎？

唯有那憑著真正的敬虔去信靠並盼望他所愛的上帝的人，才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讓自己感到不滿的事情上，而不是放在那些即便存在於他裡面、與其說是取悅他自己不如說是取悅真理的事情上。他之所以能有任何討上帝喜悅的地方，完全歸功於祂的憐憫；他唯恐得罪這憐憫，因此他為那些已經被醫治的地方獻上感恩，為那些尚待醫治的地方傾吐祈求。

既然如此，我們絕不該將賜予王國與帝國的權力歸給別人，唯獨歸給真神。祂在天國裡只將福樂賜給敬虔的人；但地上的王國，祂卻隨己意賜給敬虔的人，也賜給不敬虔的人；而祂的旨意絕無任何不公。儘管我們已經說了一些祂定意向我們顯明的事，但要徹底探究人的隱秘，並用清澈的天平去衡量各國的功過，這對我們來說太過艱深，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能力。

因此，正是這位獨一真實的上帝，祂既不曾放棄審判人類，也不曾停止幫助人類。祂在自己定意的時候、按自己定意的程度，將王國賜給了羅馬人。祂也將王國賜給了亞述人，甚至賜給了波斯人。根據他們的文獻記載，波斯人只敬拜兩位神明：一位善神，一位惡神。這裡姑且不提我已經充分論述過的希伯來人，他們除了獨一上帝之外，不敬拜任何神明，卻依然統治過國家。

正是這位上帝，即便波斯人不敬拜莊稼女神塞革提亞（Segetia），祂依然賜給他們莊稼；即便他們不敬拜羅馬人為每件事單獨設立、甚至為一件事設立多個的那一大群神明，祂依然將大地上的其他恩賜賞給他們；同樣，即便他們不敬拜那些羅馬人自以為靠著牠們才得以統治的神明，祂依然將王國賜給了他們。

對於個別的君王也是如此：那位將王國賜給馬略（Marius）的，正是將王國賜給蓋烏斯·凱撒的同一位；將王國賜給奧古斯都（Augustus）的，正是將王國賜給尼祿的同一位；將王國賜給韋斯巴薌（Vespasianus）父子這兩位極其仁厚的皇帝的，正是將王國賜給圖密善（Domitianus）這極其殘暴之君的同一位。為免逐一列舉，我直接說：那位將王國賜給基督徒君士坦丁（Constantinus）的，正是將王國賜給背教者尤利安（Iulianus）的同一位。

尤利安原本擁有極好的天賦，卻被統治的慾望以及那褻瀆、可憎的好奇占卜之術給毀了。他極度沉溺於虛妄的神諭，竟然因為輕信勝利在望，一把火燒毀了運載軍糧的船隊。隨後，他在敵國境內熱血沸騰地盲目冒進，很快便為自己的魯莽付出了代價：他戰死沙場，留下了一支孤立無援、陷入絕境的軍隊。若不是違背了那個所謂的疆界神泰爾米努斯（Terminus）的預兆，此事我已在前一卷述及，羅馬帝國的疆界就不可能挪動，軍隊也絕無逃脫的可能。因為這位泰爾米努斯神，他雖不曾向朱庇特讓步，這次卻向必然性讓步了。

很顯然，獨一真實的上帝按著祂的旨意統治並引導著這一切；即使這些原因隱秘難測，難道它們就是不公義的嗎？

同樣，戰爭持續的時間，也掌握在祂的決斷與公義的審判及憐憫之中。祂藉著戰爭來磨練或安慰人類，使有些戰爭早早結束，有些則拖延日久。

龐培（Pompeius）指揮的海盜戰爭，以及西庇阿（Scipio）指揮的第三次布匿戰爭，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和極短的時間結束了。由逃亡角鬥士引發的戰爭，儘管讓羅馬多位將領和兩名執政官兵敗，使義大利慘遭蹂躪與毀滅，但這場吞噬了無數生命的戰爭，依然在第三年就宣告終結。皮凱尼人（Picentes）、馬爾西人（Marsi）與佩利尼人（Peligni），這些並非外邦而是義大利本土的民族，在羅馬軛下經歷了長久而極其忠誠的奴役後，竟試圖抬起頭來爭取自由。當時羅馬帝國已經征服了許多國家，迦太基也被摧毀了；在這場義大利戰爭中，羅馬人屢戰屢敗，兩名執政官與其他極其顯貴的元老陣亡；然而，這場災難並沒有拖延太久，第五年便迎來了終結。

相比之下，第二次布匿戰爭給共和國帶來了極大的損失與災難，它在長達十八年的時間裡不斷消耗、幾乎耗盡了羅馬的國力；僅僅在兩場戰役中，就有近七萬羅馬人陣亡。第一次布匿戰爭打了整整二十三年。米特里達梯戰爭持續了四十年。為了防止有人以為早期的羅馬人在迅速結束戰爭方面更為強悍，我們來看看那些在一切德性上都備受稱頌的早期時代：薩姆尼烏姆（Samnium）戰爭竟然拖了將近五十年；在那場戰爭中，羅馬人甚至被打敗，被迫從敵人的「軛下」鑽過去受辱。但由於他們並不熱愛公義本身，而似乎只是為了光榮才去熱愛公義，他們後來還是撕毀了和約，再次開戰。

我之所以重提這些歷史，是因為有許多人對過去的事一無所知，還有些人明知故犯裝作不知；一旦他們看到在基督教時代某場戰爭稍微拖延得久了一點，他們就立刻厚顏無恥地對我們的信仰發起攻擊，高喊著：如果沒有基督教，如果依然按照古老的儀式敬拜神明，那麼靠著當年羅馬人的那種武勇，加上瑪爾斯和貝羅娜的保佑，這場戰爭肯定也早就以最快的速度結束了！

所以，讓那些讀過歷史的人回憶一下吧：古羅馬人所打的戰爭是何等漫長，戰況是何等波折，帶來的災難是何等慘痛！這世界本就像一片狂風肆虐的汪洋，在各種災禍的風暴中顛簸起伏。讓這些人哪怕是不情願，也該承認這個事實吧；不要再用瘋狂反對上帝的舌頭來害死自己、欺騙無知之人了！

然而，對於我們記憶中最晚近的時代，上帝所行的一件奇妙而充滿憐憫的事，他們卻不曾懷著感恩的心去提起；相反，他們竭盡全力想把它埋葬在所有人的遺忘之中。如果我們對此也保持沉默，我們同樣是忘恩負義的。

當時，哥特王拉達加蘇斯（Radagaisus）率領一支龐大而兇悍的軍隊，已經逼近羅馬城下，重重地壓在羅馬人的脖子上。然而，僅僅在一天之內，他便以如此驚人的速度被打敗了！別說沒有一個羅馬人陣亡，甚至連一個受傷的都沒有；而他的軍隊卻有超過十萬人被擊殺，他本人隨後也被生擒，受了應得的死刑。

試想，如果這個極其不敬虔的人，帶著他那支龐大且同樣不敬虔的軍隊攻入了羅馬城，他會放過誰？他會尊重哪些殉道者的聖地？他會敬畏誰身上的上帝形象？他會不流誰的血？他會保全誰的貞潔？到那時，那些異教徒該會用何等囂張的聲浪來吹捧他們的假神！他們該會何等狂妄地嘲諷說：他之所以能贏，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耐，全是因為他每天獻祭來討好並邀請神明，而這正是基督信仰不允許羅馬人去做的！

因為，當他逼近這片最終被至高威嚴的意志所粉碎的地區時，隨著他的威名四處傳播，我們在迦太基就聽到異教徒四處散播、吹噓這樣的話：他因為有他每天獻祭的那些神明朋友的保護與幫助，絕不可能被那些既不向羅馬神明獻祭、也不允許任何人獻祭的人所擊敗。

可是，這些可憐的人對於上帝如此浩大的憐憫卻不知感恩！上帝既然定意要用蠻族的入侵，來懲罰那些罪有應得的人類道德敗壞，祂卻以極大的溫和節制了祂的憤怒：祂首先讓拉達加蘇斯奇蹟般地慘敗，免得那些軟弱之人的心智被顛覆，把光榮歸給了那些拉達加蘇斯明明向其懇求的邪靈；接著，祂才讓羅馬城被另一批蠻族攻陷，而這批蠻族打破了一切戰爭的慣例，出於對基督信仰的敬畏，保護了那些逃入聖地的避難者。他們甚至對拉達加蘇斯所仰仗的邪靈與不虔敬的獻祭儀式深惡痛絕，以至於為了基督的名，他們與這些異教儀式之間的戰爭，看起來比與人之間的戰爭還要殘酷得多。

就這樣，這位萬物真正的統治者與引導者，帶著憐憫鞭打了羅馬人。藉著讓那些向邪靈獻祭的人遭受如此難以置信的慘敗，祂清楚地表明，那些獻祭對於拯救現世的事務根本毫無必要。這樣一來，那些不頑固對抗、而是審慎思考的人，就不會因為眼前的急難而拋棄真正的信仰，反而會帶著對永恆生命最堅定的盼望去緊緊持守它。

我們稱某些基督徒皇帝為「快樂的」^〔1〕，絕不是因為他們統治的時間更長，或者在平靜中安然離世並把皇位傳給了兒子，也不是因為他們征服了共和國的外敵，或者能防備並鎮壓那些起兵造反的本國公民。因為這些不過是這充滿勞苦的今生的一點恩惠或安慰，就連那些敬拜邪靈、不屬於上帝國度的人，也有資格獲得；這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憐憫，免得那些信靠祂的人，把這些東西當作至善來渴求。

我們稱他們為快樂的，條件是：如果他們秉公施政；如果在那些高高在上將他們捧上天、又低低在下卑微行禮的人群中，他們不驕傲自大，而是牢記自己不過是人；如果他們將自己的權力化作上帝威嚴的僕婢，盡最大努力擴展對上帝的敬拜；如果他們敬畏、愛慕、事奉上帝；如果他們更愛慕那個他們不用害怕與人分享權力的國度；如果他們緩於報復、易於寬恕；如果他們實施報復，是為了治理和保護共和國的必然需要，而不是為了滿足敵對的私恨；如果他們給予寬恕，不是為了讓罪惡免受懲罰，而是為了給人改過自新的盼望；如果他們在迫不得已必須作出嚴厲裁決時，能用溫和的憐憫與慷慨的恩惠來補償；如果他們越是可以自由放縱，就越是嚴格克制自己的奢靡；如果他們寧願治服自己敗壞的慾望，勝過治服天下萬邦；並且，如果他們作這一切，不是為了追求虛榮的狂熱，而是出於對永恆福樂的熱愛；如果他們不忽視為自己的罪，向他們的真神獻上謙卑、憐憫與祈禱的祭。

我們說，這樣的基督徒皇帝，現在憑著盼望是快樂的，將來當我們所期盼的來到時，他們在現實中將真正成為快樂的。

善良的上帝為了不讓人以為，信奉祂是為了得永生的人，除非向邪靈獻祭就無法獲得地上的高位與王國，畢竟這類事上邪靈似乎確有幾分能耐，祂便用那些無人敢奢望的巨大屬世恩賜，充滿了不向邪靈獻祭、單單敬拜真神的君士坦丁皇帝。上帝甚至允許他建立了一座作為羅馬帝國盟友的城邦，彷彿是羅馬的女兒，而城裡卻沒有任何邪靈的神廟或神像。他統治了很久；他獨自一人作為奧古斯都，掌控並保衛了整個羅馬世界；在指揮與發動戰爭時，他戰無不勝；在鎮壓篡位暴君時，他凡事亨通；他在高壽與疾病中安然離世，並留下了兒子們繼承皇位。

但是，為了防止任何皇帝成為基督徒只是為了貪圖君士坦丁那樣的福樂，因為每個人都應當為了永恆的生命而成為基督徒，上帝很快就帶走了約維安（Iouianus），比帶走尤利安還要快；祂允許格拉提安（Gratianus）死在篡位者的刀下。然而，這結局比起那位敬拜所謂羅馬神明的偉大龐培，依然要溫和得多。因為龐培沒能被加圖復仇，儘管他在某種意義上把內戰的遺產留給了加圖；而格拉提安卻被狄奧多西（Theodosius）復了仇。這位格拉提安曾在自己還有個年幼弟弟的時候，就讓狄奧多西成為了帝國的共治者，因為他更渴望擁有一個忠誠的盟友，而不是獨攬過大的權力；而敬虔的靈魂本不需要這樣的安慰。

正因如此，狄奧多西不僅在格拉提安活著時對他守住了應盡的忠誠；在格拉提安死後，當殺害格拉提安的馬克西姆斯（Maximus）將他那年幼的弟弟瓦倫提尼安（Valentinianus）驅逐時，狄奧多西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那樣，將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兒接到自己的帝國領地內庇護，並以父親般的慈愛保護他。如果狄奧多西更熱衷於擴張統治的疆域，而不是充滿行善的愛，他大可毫不費力地除掉這個失去一切依靠的幼子；但他非但沒有這麼做，反而保留了他的皇帝尊嚴，用極大的仁慈與恩典接納並安慰了他。

隨後，當馬克西姆斯的節節勝利令人恐懼時，狄奧多西在焦慮與困境中，並沒有墮落去尋求那些褻瀆與不合法的占卜好奇術。相反，他派人去見在埃及曠野的約翰（Iohannes），這位上帝的僕人蒙先知之靈充滿、聲名遠播，狄奧多西久已耳聞，於是從他那裡得到了極其確定的勝利預言。不久，他消滅了篡位者馬克西姆斯，以最充滿憐憫的敬意，將年輕的瓦倫提尼安恢復到他被驅逐的帝國領地。

沒過多久，無論是因為陰謀，還是其他某種協議或偶然，瓦倫提尼安遇害了。另一個並非合法繼位的篡位者尤金尼烏斯（Eugenius）取代了他的位置。狄奧多西再次得到了預言的答覆，他確信不疑地將其推翻。在這場對抗強大敵軍的戰役中，他與其說是靠著揮劍，不如說是靠著祈禱打贏的。當時在場的士兵向我們講述說，當一陣狂風從狄奧多西的陣地猛烈吹向敵軍時，敵軍手裡投擲的武器竟被風從手裡硬生生奪走；不僅他們投出的任何東西都被疾風迅速捲走，甚至他們自己的標槍也被反彈回他們自己的身上。正因如此，就連那位與基督之名毫無關聯的詩人克勞狄安（Claudianus），也在讚美他的詩中寫道：

「哦，你這蒙上帝極大眷愛的人啊！連高天都為你征戰， 連會聚的風都聽從你號角的召喚！」

這位勝利者，正如他所信靠並預先宣告的那樣，推倒了那些敵人在阿爾卑斯山上、藉著不知什麼儀式彷彿「祝聖」過、專門用來對付他的朱庇特神像；他還把神像上手握的金雷電，開玩笑地賞給了那些歡笑著的傳令兵；當時舉城歡騰，這種玩笑無傷大雅，因為他們笑著說自己願意被這雷電擊中。至於仇敵的子嗣，他們並非因他下令，而是被戰爭的衝擊所擄走；其中尚未成為基督徒、逃入教堂避難的孩子，他藉此機會讓他們成為了基督徒，並以基督的愛去愛他們；他不但沒有剝奪他們的財產，反而增加了他們的榮譽。勝利之後，他不允許任何人藉機報復私仇。面對內戰，他不像秦納（Cinna）、馬略、蘇拉（Sulla）和其他類似的人那樣，一旦結束了戰爭就不想停手；相反，他為內戰的爆發而痛心，而不願在內戰結束後去傷害任何人。

在這一切之中，從他統治的最初起，他就沒有停止過用最公正、最憐憫的法律，去幫助那在不敬虔的壓迫下苦苦掙扎的教會。因為那偏袒阿里烏派（Arrianis）的異端皇帝瓦倫斯（Valens），曾殘酷地迫害了教會；而狄奧多西為自己能成為這教會的一個肢體而感到的喜悅，甚至超過了他在地上作王的喜悅。他下令在各處推倒外邦人的神像，因為他深知，地上的賞賜並不在邪靈的權能之下，而在真神的權能之下。

然而，還有什麼比他那充滿敬虔的謙卑更令人驚歎的呢？帖撒羅尼迦人犯下了極其嚴重的罪行，儘管有主教們代求，他也已經答應了寬恕，但後來在身邊某些人的煽動下，他被迫下令進行了報復性的屠殺；事後，在教會紀律的管束下，他公開進行了懺悔^〔1〕。當百姓看到這位至高無上的皇帝為了這件事俯伏在地哭求時，他們為此流下的眼淚，甚至比他們當初畏懼他發怒時流下的眼淚還要多！

這些善工，以及其他類似而多到難以一一列舉的善工，就是他從這任何人類頂峰與權力的短暫煙雲中，隨身帶走的東西。這些善工的賞賜是永恆的福樂，而上帝唯獨將這福樂賜給那些真正敬虔的人。至於這今生其他的地位或補助，比如世界本身、光、空氣、土地、水、果實，以及人本身的靈魂、身體、感官、心智與生命，上帝同時賜給善人與惡人；在這些恩賜中，也包括了各種不同規模的帝國，上帝按照時代治理的需要來分配它們。

因此，我看到我現在必須回答那些人了。他們面對最確鑿的證據，已足以證明眾多假神對那些唯獨愚人才渴望的現世事物毫無用處，在被駁倒和定罪後，依然企圖辯稱：敬拜眾神不是為了今生的利益，而是為了死後的未來。至於那些為了結交這個世界的朋友而只想敬拜虛妄之物，並抱怨自己不被允許停留在這種孩童般幼稚心智中的人，我認為這五卷書已經給出了足夠的回答。

當我出版了前三卷，並開始在許多人手中流傳時，我聽說有些人正在準備寫作，不知要寫出什麼樣的反駁來對付這幾卷。後來有人向我報告，說他們已經寫好了，但正在尋找一個可以毫無危險地發表的時間。我在此奉勸他們：不要去期盼那些對他們無益的事。因為如果一個人不願保持沉默，他很容易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回答」。還有什麼比虛妄更喋喋不休呢？虛妄之所以不能做到真理所能做到的，正是因為，如果它願意，它甚至能比真理喊得更大聲。

但是，讓他們仔細考量這一切吧；如果他們能拋開黨派偏見來評判，並且看出這些真理絕不是靠著那種極其無恥的饒舌，或是靠著那種類似諷刺劇或滑稽劇般的輕浮，就能輕易推翻、而只能稍加騷擾的話；那麼，讓他們收起那些無稽之談，寧可選擇被審慎的人糾正，也不要選擇被無恥的人稱讚。

因為如果他們等待的時間，不是為了獲得說真理的自由，而是為了獲得隨意咒罵的許可，那麼願西塞羅評價某個因獲准犯罪而被稱為「快樂」的人時所說的話，千萬別落在他們頭上：「這人真可悲啊，他竟然被允許去犯罪！」因此，無論是誰，如果他以為靠著咒罵的許可就能獲得快樂，那麼，如果他根本不被允許這樣做，他會快樂得多。因為他本可以放下空虛的吹噓，即便在如今這個時代，只要帶著虛心求教的渴望，他想反駁什麼都可以反駁；而在友善的討論中，他也能從他所請教的人那裡，盡其所能地誠實、莊重、自由地聽見他所應當聽見的真理。